中共与美国最早的接触，源于一位富有正义感的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
按照前外交部长黄华的回忆录，1936年，在燕京大学教书的斯诺希望实地考察中共，在宋庆龄的支持下，访问了陕北苏区。斯诺一行三人，分别是星空体育斯诺、马海德大夫和黄华。按照公开的说法，1936年春末，中共中央想邀请一位公正的外国记者和一名医生去陕北，实地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情况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宋庆龄推荐了斯诺和马海德大夫，斯诺邀请黄华同行作翻译。
不论是中共主动邀请了斯诺，还是斯诺主动要求去陕北访问，最终的结果是经过宋庆龄介绍，斯诺访问了陕北。毛泽东热情接待了斯诺，抽出时间接受门兴连胜再战，帕德博恩难敌格拉德巴赫压力他的采访，并安排斯诺去各处走访。斯诺看到红军领导人是知识丰富、举止文明、懂得革命理论和政策，善于组织领导和爱护人民的英才，完全不是蒋介石宣传的“打家劫舍、共产共妻”的“土匪”。红军战士都是顽强、团结、守纪律和好学的工农子弟，满怀革命斗志和抗日精神。他从多方面证实了红军的高昂士气和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衷心拥护。看到了与国统区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中国，看到了与国军不同的另一支武装力量，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回到北京以后，斯诺写出了《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
当时，苏区的情况并不乐观：经过长征，干部战士大批减员;底盘狭小，遭受封锁，延安还在国军控制中;军队干部信服毛泽东路线，知识分子干部多数信服王明路线;张学良虽然与中共达成谅解，但坚持“抗日不反蒋”，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平定两广事变之后，随时可能大兵压境(事实上，斯诺离开苏区不久，就发生了西安事变)。毛泽东需要获得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努力得到各方面进步势力的支援，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斯诺作为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作了客观评价，并向全世界作了公正报道。《红星照耀中国》先后被译为二十多种文字，几乎传遍了全世界。在舆论工具被蒋介石控制的情况下，斯诺的报道，无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许多爱国青年知识分子，读了斯诺的报道和《红星照耀中国》，深受感染，毅然奔赴陕北。这些人中的多数，后来成为建国初期的中级干部的骨干，个别甚至成为高级干部。美国高层对中共的了解最初也是来自《红星照耀中国》。
为此，毛泽东一直称斯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尼克松访华的过程中，斯诺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后话。
然而，中美官方合作却并不那么友好、顺利，可以说是不打不成交的历史。朝鲜战争以前的历任美国领导人，对中国的定位都是经济殖民地，朝鲜战争以后的美国领导人对中国的定位都是遏制的对象。简单地说，美国希望自己为主，中国为奴，如果不行，也不给中国发展、增强国力的机会，避免中国和美国平起平坐，分庭抗礼。毛泽东开展对中美合作的底线是平等互惠，不承认美国在中国的政治、经济特权，不接受不平等条约，不允许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目标是分庭抗礼。双方的定位差距太大，只能经过激烈的武斗、文斗，充分展示实力以后，才能就双方合作的身份达成共识，开展合作。美国官方对毛泽东领导的中共的态度，经历了不熟悉、排斥、间接打击、直接武装冲突、长期遏制、主动合作的过程。推动这个过程发展的是毛泽东领导下中共实力和中国国力的增强，促使美国最终被迫接受既成事实。
中美最早的官方接触，是在抗战期间。
按照《红星照耀中国》的说法，毛泽东曾经明确地向斯诺表明过希望与罗斯福合作的想法。毛泽东希望能与美国建立一种同盟关系，对抗日本军国主义扩张，愿意与美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开展一切合作。1941年3月，美国通过租借法案。1941年6月23日，即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第二天，毛泽东即对党内发出了《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其中即有在外交上与美英联合对抗法西斯的内容。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以后，美国公开加入盟国，开始公开支援蒋介石。
抗战初期和中期，中共与美国的合作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的阻挠，一方面是因为史迪威与陈纳德之间的兵种政治。
当时，中共控制的敌后根据地大约有一亿人口。这些庞大的人力资源，在战争期间尤其重要。相比国民党腐败无能、内部倾轧，国军挥霍人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组织性、纪律性、战斗力、民众支持等方面，有明显优势。这引起了美国外交官的注意。1943年，史迪威在三位外交官“约翰三杰”的建议下，给罗斯福总统写信，提出与中共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联手抗日。该建议获得罗斯福的支持。罗斯福希望与中共合作，获得华北地区的情报，并计划在中国开展对日登陆作战时利用中共的武装力量，减少美军伤亡。建议遭到蒋介石的强烈反对。此外，陈纳德也不支持史迪威的建议，认为美国完全可以依靠驻华空军的压倒性优势，结合国民党陆军，战胜日本。这种情况持续到1944年。
1944年4月，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在拥有绝对制空权的情况下，国民党陆军一溃千里，日军从地面端了美军的空军基地。国军的表现实在垃圾，愧对美国在华空军和美国的援助。陈纳德提出的美国空军加国民党陆军联合作战的模式，彻底破产。实践证明，单纯依靠空军，不能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若要取得中国战场的胜利，必须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参加对日作战，涣散、腐败的国民党陆军显然不能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这时，美国再次提出与中共进行军事接触，提出需要与中共合作，营救美军被击落战机的飞行员。至此，蒋介石难以拒绝了。
于是，美军向延安派去了观察组。美军观察组去延安至少有三个目的：一是摸底八路军的战斗力;二是观察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三是观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美国虽然没有给予中共直接的军事援助，但是派往延安的军事观察组，本身就是对延安的一种官方的承认。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陈毅、林彪、聂荣臻、贺龙等领导人也分别设宴欢迎或与美军观察组密切交流。毛泽东起草电报给太行、山东、华中三地区的负责人，邓小平、罗荣桓、张云逸请他们选择合适地点开辟飞机着陆场。中共中央还致电山东军区和新四军军部，请他们搜集日本海军在青岛、烟台和连云港的情报。
随着豫湘桂全面溃败，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全面爆发。最终，史迪威要求全权指挥中国军队，调动封锁边区的数十万蒋介石嫡系部队去抗日前线，给与中共平等军事援助。蒋介石则要求撤换史迪威，并以停止军事合作相威胁。
如何处理中国战区蒋介石与史迪威的矛盾，是否按照作战效率给予中共平等的援助，这是一个需要罗斯福反复权衡的问题。
既然纳粹是美国在欧洲的头号敌人，罗斯福可以和斯大林合作，那么日本军国主义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头号敌人，为什么罗斯福在与毛泽东合作的问题上这么犹豫呢?
这是因为中国战区的政局，相比欧洲东线战场苏德对决要复杂得多。当时，中国存在日本、美国、蒋介石、毛泽东，四方势力。美日矛盾在珍珠港事件后，妥协的可能很渺茫，蒋介石与毛泽东的矛盾，日本与毛泽东的矛盾，也没有妥协的可能。毛泽东与美国之间，日本与蒋介石之间，则存在合作的可能。
罗斯福必须反复权衡如下几方面因素：首先，敌人的敌人，就是自己的盟友，罗斯福与毛泽东存在合作的可能。但是如果罗斯福与毛泽东合作，那么蒋介石与罗斯福就存在反目的可能。其次，美国与毛泽东合作的基础是日本的势力是双方共同的敌人。但如果日本的势力消失，那么美国和毛泽东就会失去统一的敌人。要维护殖民地的美国与争取民族解放的毛泽东，失去共同的敌人以后，反目只是时间问题。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很可能成为一支比日本更强的敌人(日后的历史也证明，确实如此)。罗斯福显然不愿意为了眼下消灭日本势力，付出长期失去中国的代价。再次，如果不与毛泽东合作，那么可以保证蒋介石暂时不投降日本，也可以避免培养出一个日后的强敌，但是谁来收拾盘踞在中国的数以百万的日本陆军?不消灭这些日军，就难以结束太平洋战争。美国不想参加伤亡惨重的登陆战，蒋介石显然没有这个能力。苏联虽然有实力消灭日本百万陆军，但是在欧洲战场东线作战彻底消灭纳粹以前，一时半会儿抽不出手。最后，蒋介石能不能撑到苏联参加远东地区作战?在此之前，蒋介石会不会垮掉?当时豫湘桂战役正在进行，国军全线溃败，日军战略意图并没有完全表现出来。日军会不会乘势兵锋向西进攻重庆?万一日军兵锋向西，蒋介石能不能挺住?如果蒋介石不能挺住，美国还是要与毛泽东合作。
如果按照作战效率给予援助，那么中共毫无疑问将获得绝大多数美国军援，如此一来，美国援助重点也就从蒋介石变成了毛泽东。那么蒋介石集团有可能投降日本，使远东战局复杂化。以国军的一贯表现看，蒋系军阀投降日本并不是不可能的。即使蒋介石本人不投降，蒋系将领也可能大批倒戈——一旦美国对蒋介石表现出不信任，导致蒋介石可支配的美国军事援助减少，大批蒋系军阀的忠诚度必然下降，蒋介石威信下降。国民党的统治是建立在国军基础上的，国军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军阀联盟。对每一名军阀来说，占地盘、筹军饷、抓壮丁是三项核心任务，与建筑施工队的包工队长的核心任务，是抢市场、催工程款、招人手，大同小异。维持这样脆弱的军阀联盟靠的是将领的个人利益、军事威胁、特务统治，而不是理想、纪律和底层的支持。保持这个集团不解体，既需要外来的军事、经济援助，也需要以中央军为基础，以军统和中统为打手，还需要蒋介石的政治手腕平衡脆弱的体系。
对蒋介石来说，在中国维护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选外国主子都是要务，不过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对处在殖民地国家金字塔尖的军阀来说，有枪就是王，有奶就是娘，投靠哪个列强，无非是哪个列强给的援助更多，更有利于维护其统治。蒋介石失去美国的援助，没“枪”了，没“奶”了，谁还拿蒋介石当回事呢?这就如同冷战时期，许多战乱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军阀，今天投靠美国宣布信仰资本主义，明天投靠苏联宣布信仰共产主义。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理解蒋介石提出的与美国的停止军事合作不是吓唬人的。
史迪威是职业军人，来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现状和国民党内部的利益纠葛缺乏理解。他擅长军事指挥，没有蒋介石的政治手腕，也没有管理这样一个军阀联盟的经验。他一旦获得联军领导权，就会取代蒋介石成为这支军阀联盟事实上的领袖，必然破坏由蒋介石细心维护的联盟内部的脆弱的平衡。最终，他必然会发现，他要么彻底改组国民党和国军，切断军阀军队内部军官与士兵之间的私人经济联系和暴力胁迫，使各级将、校、尉、士兵之间的联系不再是私人间的雇佣或臣仆关系，使国军成为统一的整体，使国民党政权拥有现代国家的结构，要么模仿蒋介石继续维护微妙的平衡或者任由这个松散的联盟迅速陷入内乱之中，然后土崩瓦解。彻底改组国民党和国军，强化国民党和国军的集体利益，需要削弱各个军阀的个体利益，削弱各个军阀个体的军权，建立统一的财权、人事权和司法权。这个过程与商鞅变法中削夺贵族权力、强化中央集权的部分大同小异，必然触犯各个军阀的利益，带来巨大的政治动荡。考虑到各个军阀都拥有独立的武装，史迪威的出身和思考问题的方式，改组失败或军阀联盟瓦解的可能性更大。
既然蒋系军阀战斗力实在不堪，又几乎无法改组，那么如果把合作的重点从蒋介石转移到毛泽东，大力援助中共，由中共武装抗衡日军，制衡蒋系军阀，如果蒋系军阀投靠日军，就由共产党的武装消灭之。这个方案是否可行呢。
这个方案似乎不错。当时罗斯福很可能也确实有在中国战区“换将”，或者各种抗日武装竞争上岗的想法。
不过，作为有远见的政治家，罗斯福肯定能看到，一旦日本垮台，中日、美日之间的矛盾消失了，那么毛泽东与美国的矛盾就要摊到桌面上了。这就类似二战刚结束，美苏之间的冷战立即开始。如果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彻底消灭掉蒋介石集团，那么对美国来说事情可能更糟。这不是因为毛泽东无能或者中共腐败，而是因为当时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定位是经济殖民地。
从《望厦条约》开始，中国就逐步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与英国直接割地不同，美国对中国的殖民侵略主要方式表现为要求中国协定关税、开放市场，扩大领事裁判权，允许美国军舰在中国港口巡查贸易。第一项要求，导致美国商品长驱直入，中国本国工业无法发展。中国只能输出廉价原料，沦为原料产地。第二项要求，使中国政府无法有效行使职权，任何涉及美国、美国人的纠纷，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名义上双方公平处理，事实上都由美方处理，美方自然偏袒本国资本和本国侨民。于是，美国资本、美国人在中国具有高人一等的特权，中国资本无法与之竞争，中国人无法与之理论。第三项要求是前两项要求的基础。一旦中国政府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美国军舰可以封锁中国对外贸易，攻击主要沿海城市，陆战队可以登陆占领沿海发达地区，迫使中国政府妥协。美国是英国前殖民地，所以深谙建立殖民地、控制殖民地的技巧——直接建立殖民地政权耗资巨大，而且要经常投入兵力镇压当地民众反抗，有时甚至得不偿失。只要能控制殖民地国家的资本，抑制殖民地经济发展，派海军监视、制约当地政府，何必建立直接统治的殖民地政权呢?
毛泽东的最终目标是使中国脱离列强的控制，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这在《红星照耀中国》之中可以看得很明显。实现这个目标，必然要摆脱这类不平等的条约，触动美国的既得利益。美国的目标则是要维持这样的状态。双方的最终目标是完全冲突的，所以根本谈不拢。毛泽东独立性强，他领导的中共效率高，完全有实现他的目标的能力。《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他(毛泽东)说：‘红军，由于他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里，争得自由，而成了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反日义勇军从日本侵略者的手里夺得行动自由，也同样地武装了自己。中国人民如果加以训练，武装，组织，他们也会变成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的。’”任何一位列强领导人读到这句话，都不会舒服。很显然，美国要在中国建立代理人制度管理经济殖民地，但是毛泽东不适合作美国的代理人。美国不与毛泽东结盟，不援助中共，不是看不到蒋介石的腐败无能，而是不希望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做大，导致中国脱离美国的控制。
美国这方面的顾虑是无法消除的，毛泽东领导的中共抗日效率越高，美国的顾虑越强。反过来，如果毛泽东领导的中共的抗日效率不如蒋介石领导的国军，那么美国也不会浪费物资。美国与斯大林结盟，是因为苏联已经是既成事实，苏联是欧亚大陆上最强大的而且唯一的能对抗纳粹德国的力量。美英援助法共，是因为法国国内已经没有独立统一的反纳粹政权。中国国内，好歹还有自己的代理人蒋介石，蒋介石暂时也没投降。如此考虑，就不难理解，只要有蒋介石存在，蒋介石就是美国优先援助的对象，不论毛泽东领导的中共的能力强弱，都很难从美国那里获得援助。
史迪威是职业军人，看到了军阀联盟的弱点，对国民党挥霍人命和抗战美援感到愤慨，看到中共的效率明显高于国民党，希望统一指挥权，给予效率更高的中共以平等的援助。华盛顿的国务院从建立半殖民地的角度考虑，希望维持蒋介石的低效的统治，以免彻底失去对中国的控制。华盛顿敌视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不是不了解，而是太了解。按照多次接待斯诺、与美国亲中共外交官关系密切的前外交部长黄华的说法，罗斯福读过《红星照耀中国》，还多次和斯诺面谈询问了斯诺耳闻目睹的中共的详情，并读了大量由亲中共的美国外交官写的有关毛泽东和中共的详尽的报告。
那么，如何解决盘踞在中国的数以百万的日本陆军呢?以国军的实力，显然无力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这也是罗斯福打算与毛泽东合作的初衷，如果这个难题没有解决，那么罗斯福与毛泽东还有合作的可能。
1944年10月，这个难题渐渐不成为问题了。当时美军即将可以直接轰炸日本本土，原子弹成功在即，斯大林在东线势如破竹，只要价码合适，苏联红军南下消灭关东军应该不成问题，所以美国在中国本土军队中寻找盟友的压力已经不大了。——把这个任务交给中共，中共可能在推翻蒋介石之后，使中国彻底脱离美国控制。相比之下，由苏联承担这个任务，美国要支付给苏联的代价更低，只要承认蒙古独立，以及苏联在东北、千岛群岛和库页岛的利益即可。考虑到这个难题将迎刃而解，罗斯福也就没有和毛泽东合作的动力了。
最终权衡之后，罗斯福决定与蒋介石妥协，撤换史迪威。史迪威回国后发表文章称美国政府“消极地支持了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和不为人民所信任的政权”。蒋介石要维护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蒋介石的政权自然被越来越多的社会中下层仇视、不信任。反过来，一个政权越是不得人心，便越需要来自境外的支持，越会对境外势力俯首帖耳。所以，这样的政权，恰恰是美国维护经济殖民地必须的政权。一个在国内获得广泛支持的政权，如果控制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面积辽阔的国家，还会听境外势力的话吗?这样的政权一旦实力强大，必然会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也必然会损害美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罗斯福虽然是开明的总统，但是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而且在维护美国利益上毫不含糊。何况，西方国家的总统，不过是资产阶级推选出来的职业经理人。所以，即使罗斯福本人比较开明，愿意与毛泽东合作，也不能不考虑本国大资产阶级的意见。史迪威作为一名职业军人，而不是政客，显然不能理解这一点的。1946年，史迪威在愤懑中郁郁而终。
史迪威回国，亲蒋的赫尔利上任以后，史迪威力推的美军观察组也就难有大的作为了。抗战期间，中共与美国有限的合作，最终无疾而终。1947年，胡宗南进攻边区，美军观察组(时称美军联络组)撤离延安，回到重庆。
有人认为，如果当时史迪威将军不被调回美国，或者美军联络组能够一直保留到新中国建立，那么也许中美关系会在1971年以前取得重大突破。这是很难的。毛泽东与美国的冲突是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相互之间的关系自然好不了。两国交往的外交地位，取决于背后实力的较量。早期中共和建国初期的中国的实力很弱，毛泽东的目标则是要中国彻底摆脱半殖民地的处境，最终必然否定美国通过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的既得利益。以中共这样的实力，提出这样的目标，自然很难获得美国的认可，也就难以获得平等的外交地位。国家间的平等不是靠施舍得来的。不平等的外交地位，是毛泽东无法接受的。在美国看来，中共的实力，并没有强大到有资格和自己平起平坐，要求自己放弃既得利益的程度。在大陆的美国人，比如史迪威，看到蒋介石的腐朽与毛泽东的进步，认识到与中共打交道是迟早的事情，而在华盛顿的一时半会儿转不过这个弯儿，尤其是这个转变涉及巨大的美国在华利益。所以，中美关系，注定要经历激烈冲突和反复较量，在中共充分展示实力，美国被迫接受既成事实以后，才可能步入正轨。这个过程就像美国人开始不承认苏联，最终不得不承认苏联一样。
随着日本这个共同的敌人的消失，毛泽东与美国的冲突自然浮出水面。抗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与美国有四次大规模的较量，分别是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炮击金门和抗美援越战争。第一次较量，是在解放战争之中。
二战结束以后，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实力极大增强，毛泽东与蒋介石在治国路线上的分歧难以统一。毛泽东领导的中共代表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利益，要求走群众路线，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代表社会顶层的买办、官僚、大地主的利益，要求走精英买办路线。两种路线代表的利益尖锐对立，没有调和的可能。所以，国共内战自然箭在弦上。
毛泽东能力强，而且奉行独立自主、中国利益至上原则。没有哪个列强喜欢这样的人——美国更喜欢蒋介石，苏联更喜欢王明。毛泽东取代王明，苏联虽然不愿意，但是无可奈何，只能默许。毛泽东要取代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美国就插手了。
解放战争期间，美国帮助国军调兵遣将，到安排马歇尔调停，暗中偏袒蒋介石，直接提供大批军援。毛泽东勃然大怒：“鉴于蒋介石的历史，如果美国希望继续支持腐朽的蒋介石政权，那是美国的权利。然而我们相信，尽管美国能做他要做的一切，蒋介石注定要失败。”毛泽东一语成谶，三年内战，蒋介石一败涂地。输了大陆，去了台湾。
蒋介石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呢?蒋介石的说法是美国援助不利。为了驳斥蒋介石的说法，美国发表了《美国与中国之关系》(就是毛泽东多次提到的白皮书)。按照白皮书，美国对蒋介石的各种援助共计45亿美元之巨。这45亿美元的援助，还不包括各种运输军队等服务。按照共产党的统计口径美国提供的援助是59亿美元。当时45亿(或者按照中共口径的59亿)美元价值多少呢?不妨找个参照物，中共与苏联签署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苏联给予中国3亿美元低息贷款，对中国经济就起到了很大的帮助。再举个例子，1949年，钱三强要外汇买设备，周恩来特批了5万美元，当时中共手中的外汇有多少呢?30万美元。考虑到购买力就知道当时给的援助力度之大。
得到这么多的援助，蒋介石被毛泽东打得丢盔弃甲，说明蒋介石集团太腐败了，是扶不上墙的烂泥。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一群来自大后方的接收大员，如同恶虎下山，扑向沦陷区的百姓，到处充公逆产，洗劫这些饱经战争折磨的幸存者的最后财富，救济物资在黑市倒卖，变成私人存款。国民党员们忙着个人发财，更谈不上赈灾。将领间勾心斗角，矛盾重重;军官视士兵如奴隶，士兵视军官如仇敌，军队靠严酷的军法维持基本的纪律。这样的情况下，国统区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军心涣散，怎么可能不出大乱子?
不过，如果深入思考，就会发现从美国选择并支持蒋介石的那一刻起，就注定失去中国大陆。
二战以后，美国获得了广大的势力范围，但是如何控制这些势力范围却并不容易。各国底层在反侵略战争中学会了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拥有了武器。各国共产党实力普遍增强。比如在法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本国战争期间的反抗斗争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又使其声望急剧增长。战后的普遍贫穷为共产党势力增长提供了充分的养料。在这些国家战后的选举中，共产党取得了普遍性的成功。法共一度成为了法国议会第一大党。反侵略战争给来自底层的共产党提供了机会，中外都一样。为了抑制红色势力扩张，稳定社会，美国援助欧洲130亿美元，经过四年的援助，欧洲世界稳定下来。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世界金字塔中上层，他们一旦恢复到战争前的水平，其社会底层的生活就会大大改善，群众斗争性下降。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处在世界金字塔底层，就是恢复到战前水平，社会底层照样民不聊生，还是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闹革命。比如，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为了在内战中取得美国更大的支持和援助，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按照条约，美军驻扎中国不走，同时，美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形成独占地位，这对民族资产阶级是个毁灭性的打击。工商企业大量倒闭破产，工人失业，国统区的工业体系趋于瓦解。这样的条约，对与美国工业水平相当的国家造成的影响，显然不如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严重。
在抗击外国侵略过程中，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买办管理层与本国底层民众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其腐朽无能彻底暴露，民众在对外斗争中获得了战斗经验和斗争的勇气。于是，底层民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反抗买办精英。这时，想继续维持买办精英的统治，是很难的。
除非把这些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进化为中等发达国家，或者第三世界中的顶层国家，抛弃原有声名狼藉的买办精英的统治，让底层人民的生活大幅度改善，削弱其斗争性。否则，这些殖民地很容易变成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中国的体量，显然没有哪个列强愿意让中国进化为中等发达国家。美国控制的西方金字塔的中上层，容不下中国的体量，中国挤进去，必然改变原有的分配格局，使之不利于美国。在选择扶植代理人这点上，列强的想法其实都是差不多的：与其选择一个深孚众望、能力过人的英明领袖，不如选择一个千夫所指、唯利是图的狡诈政客。前者太容易摆脱控制，自立门户了。乌克兰、前东欧各国政客能被选中，获得支持的原因即在于此。
代理人太腐败无能，就可能弄出个卡斯特罗来。选择根基比较弱的代理人，削弱代理人的同时，也就削弱了镇压底层反抗的能力。代理人自是无力摆脱宗主国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无力有效统治。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正是美英选择了内部矛盾重重的军阀作为代理人，所以星星之火才有存在的空间。如果蒋介石不能用中央军垄断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就难以有效实行军事指挥。反过来，美英愿意蒋介石垄断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吗?显然不愿意。地方军阀对蒋介石是有力的牵制。
除了让中国进化为中等发达国家或者更换国民党代理人，还有一条路，就是拆分中国——按照种族、信仰、地域文化，把中国拆分成若干矛盾重重的小国。这样，一是有利于削弱这些小国的社会底层的共同利益，使之内斗不已，难以联合起来。二是有利于武装干涉。三是可以在这些小国内部建立金字塔式的结构，那些处于金字塔顶层的小国，将成为美国的忠诚盟友，镇压其它国家社会底层的反抗。若那些处于顶层的小国之间彼此势不两立就更好了。这些小国既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又无法凝聚成一股力量违背美国的意志。
从经济的角度看，只要把各个国家拆分得足够小，使各个国家的经济不能闭锁内循环，这些国家就要向美国开放市场，那时就不难控制目标国家。这些小国可以有卡斯特罗、金胖家族，或者军政府，但是只要美国封锁这些小国，就能保证它们的经济无以为继，让它们屈服。
不过，这招对中国不灵。首先中国本身有大一统的传统，难以拆分成若干小国，各个地区之间社会底层容易有共同利益，即使拆分了也很容易再次联合;其次，蒋介石必然强烈反对，没有蒋介石的配合，这种拆分过程很容易演化为军阀混战;再次，中共当时实力已经做大，盲目将中国拆分为若干小国，这些小国很可能被中共各个击破，最终很可能是中共趁乱胜出;最后，苏联很容易乘机渗透，逐步蚕食。所以，对美国来说拆分中国为若干小国，建立经济殖民地的路，也走不通。
对美国来说，前者的模式类似西欧和西太平洋岛链各国和地区，后者的模式类似中东阿拉伯诸国和印度。两种模式都有困难，又没有探索出一种新的模式控制中国。美国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一味维持蒋介石领导的军事同盟苟延残喘，最终必然失去中国。
满清垮台以后，美英在中国选择一个领袖作代理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听话与无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个小国的强有力的高效的政权的统治者，可以被美国选为代理人。相反，在中国扶植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做代理人，即使意识形态与美国接近，也是一种不明智的选择。
蒋介石领导的军阀联盟是一群乌合之众。选择蒋介石作为美国在中国的统治工具，好处是听话，好控制。因为手下的大多数将领都是唯利是图的，所以蒋介石无力拒绝美英垄断资本的要求，也必然高度倚赖境外势力。蒋介石的实力在各个军阀中比较强，且乐于维护金字塔体系，于是成为军阀集团的首领。但是，这样的统治工具注定腐败低效，所以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军阀都是唯利是图、欺软怕硬的。各个军阀几乎各自为战，军阀联盟内部矛盾重重，松散的结构决定其只能欺压百姓或者镇压劳动人民零星反抗，经不起强敌的挑战。这样的军阀联盟既不能抗击日本的侵略，也不能有效镇压由羽翼丰满的共产党组织、动员起来的社会底层的武力反抗。一个拥有独立军事力量的高效强力的组织集团，可以把中国的资源汇聚起来，形成合力，既能有效对抗外来侵略，也能镇压内部工农起义，但是这样的集团显然不会老老实实地受美英资本的摆布。所以，选择了蒋介石作代理人，选择了他领导的乌合之众作统治工具，就要接受失去中国的必然结果。
解放战争末期，美国一度产生换将的想法，减少对蒋介石的援助，希望重换一个强有力的代理人或者与中共合作维护美国在华既得利益。于是，先后出现了蒋介石第三次下野，李宗仁担任中华民国代总统，司徒雷登逗留南京试图与中共接触。
从1948年下半年，司徒雷登就减少了对蒋介石的公开支持。于是，蒋介石被迫第三次下野，李宗仁踌躇满志，担任代总统，走马上任。不久，他就发现除了自己的嫡系桂系军阀，谁也指挥不动。当时国民党政权出现了“三权分立”：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在溪口遥控;李宗仁在南京“代理”;孙科(时任行政院长)在广州办公——毛泽东撰文嘲笑此为“一国三公”。
实践证明，除了蒋介石以外，没有哪个新的买办精英领袖，能够使原有的已经彻底腐败的国民党起死回生，提高效率，重获人望。如果要提出新的领袖，那么买办精英集团需要进行大规模内部调整，腐败、亲蒋的原有买办精英要大批下野，确而代之的是更加有能力有人望的买办精英群体。蒋介石为领袖的买办精英集团本来就是以利益为纽带联系在一起的军阀同盟，整合利益，必然引起激烈的内讧。蒋介石的地位源自中原大战和其后若干年的苦心经营，嫡系中央军的实力远远超过地方军，主要将领有相对独立的指挥权和财源。一般来说，否定一场战争的结果，需要另一场战争。若要否定蒋介石为核心、中央军为主体的军阀联盟，必须再来一次中原大战，否则李宗仁难以树立权威，有效领导中央军。在中共内部高度统一，以武力推翻买办精英集团为首要任务时，买办精英集团若发生那样规模的内讧，必然加速其倒台。所以，史迪威做不到的事情，李宗仁也做不到。
1949年4月20日，百万雄师过大江。许多国家大使纷纷南迁。这时，司徒雷登没有走。时任天津军管委员会外侨事处处长(相当于今天正司局级外事办公室主任)的黄华，奉命调任南京，与司徒雷登进行秘密接触。4月至7月，双方曾多次进行接触，黄华曾邀请司徒雷登北上，司徒雷登也曾经表示乐于北上。但是，最终因为司徒雷登接到了艾奇逊禁止其北上立即返回华盛顿的命令，司徒雷登北上一事半途而废。
司徒雷登逗留南京似乎是有想与中共接触尝试发展外交关系的意图。既然中共派外事官员黄华与其接触，那么为什么司徒雷登没有北上北京与毛泽东、周恩来正式见面，就打道回府了呢?
司徒雷登与中共高层接触一事，究竟是其个人的意思，还是美国国内高层的意思?如果是个人的意思，那么很好解释，司徒雷登擅作主张，华盛顿知道后立即将其召回。不过，司徒雷登有一定外交经验，知道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的大事，必须经过华盛顿拍板。所以，这种可能性很小。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华盛顿安排司徒雷登留在南京(当然，也许是在司徒雷登要求下，默许其留在南京)，观察形势，及时汇报，相机而动。正常情况下，司徒雷登的来去都受华盛顿指挥：他留下来，是华盛顿有人希望与毛泽东合作;他打道回府，是华盛顿最终决定不与毛泽东合作。
如果华盛顿安排或默许司徒雷登留在南京观察形势，及时汇报，相机而动，为什么在司徒雷登还没有北上，接触毛泽东以前，或者说，没有正式摸毛泽东的底牌以前，就把司徒雷登召回，使可能的接触半途而废呢?
按照黄华的说法，若干年后，黄华从周恩来那里得知，司徒雷登当年曾经托陈铭枢、罗隆基等民主人士给毛泽东带去口信。司徒雷登托陈铭枢转达自己希望北上的愿望，并托罗隆基说，只要中共不一边倒，完全亲苏，美国愿意提供50亿美元贷款。参考美国在马歇尔计划中不过拿出130亿美元，就可以知道，在当时这是一笔天文数字的援助。陈铭枢给司徒雷登的信中说，中共的外交路线是明智的、正确的和坚定不移的，并向司徒雷登转达了毛泽东的口信：“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不仅如此，因为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态度很明确，所以罗隆基完全没提50亿美元贷款的事情。
按照司徒雷登的驻华报告，当时黄华代表中共明确表示希望能与美国建交，获得美国承认，并希望美国放弃蒋介石政权。司徒雷登则找借口躲闪。中共当时急于发展国际贸易，并想充分利用上海，促进工业、交通、生产和建设。因此特别需要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而华盛顿对建交并不积极，只是想在中苏之间打进楔子， “只要毛敢于自立为亚洲的列宁，苏联与中共之间势必产生分裂，如果不是一场战争的话。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司徒雷登的报告之中，而并没有更多的援助或外交计划，根本没有提50亿美元贷款。
1949年6月15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阐述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新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等。7月6日，司徒雷登给华盛顿的报告中称，“毛现在不会被收买”，决定回国。有趣的是，6月30日司徒雷登的报告中，他还盼望北上。司徒雷登什么时候知道的报告?显然不会是7月6日刚知道。
本文认为，司徒雷登应该早在7月6日以前就知道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全文，但是仍然盼望北上。是什么情况使司徒雷登一直充满希望，却又最终放弃北上，可能性之一，他在等国务院对《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看法，可能性之二，他在等罗隆基的回话，结合他的报告中的“毛现在不会被收买”，可以认为罗隆基确实带去了诱饵。他是在最终确定与中共建立预期中的外交关系无望的情况下，才决定离开中国的。
虽然毛泽东和美国都希望建立外交关系，但是最终没有谈拢，没谈拢的原因，是双方对两国未来外交关系的定位相差悬殊：毛泽东希望建立平等、互惠的外交关系;美国则希望建立类似美国与蒋介石之间，那种主子与代理人之间的外交关系。
司徒雷登通过陈铭枢提出的要求毛泽东不完全亲苏，具体包括什么?如果仅仅是在美国和苏联之间保持中立，对毛泽东是求之不得的。实际上，毛泽东一直反感斯大林遥控中共，插手中国内部事务。不完全亲苏的要求，即使美国不提，毛泽东在事实也会做的。除非美国要求毛泽东公开发表声明与苏联决裂，这样的要求，毛泽东显然不会答应。1949年的新中国实力弱小，不会主动与一个接壤的超级大国公开决裂。
本文认为，司徒雷登当时要求更高的建交条件。美国的要求究竟是什么呢?司徒雷登的驻华报告中没有提，不过多次提到他在努力维护美国人财产安全和社团活动自由。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的约法八章之中已经明确指出要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个条件不必他提出，毛泽东已经主动承诺了。很显然，司徒雷登所强调的财产安全和社团活动自由的范畴远远大于毛泽东提出生命财产安全的范畴，指的是美国在华一切既得经济、文化、政治利益。他是否会要求毛泽东承认，1946年美国与蒋介石签署的不平等条约《中美友好航海通商条约》?这是很可能的，这个不平等条约是美国在中国一切既得利益的基础。如果毛泽东承认这个不平等条约，美国在华的一切既得利益就均可得到保障。
毛泽东决不会答应《中美友好航海通商条约》，且不说条约中涉及的关税、主权的内容，就是其中保护美国人财产这一条，毛泽东也不会答应。因为美国是移民国家，如果答应这一条，大批大官僚、大买办、大地主就会纷纷加入美国国籍。这样一来，中共就无法把他们的财产充公或者分配给贫民。无法完成财产再分配，也就无法使多数人摆脱被奴役、被压榨的经济地位，无法颠覆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将不再是金字塔底层人民的解放者，而变成金字塔结构的维护者。
再说，旧中国与列强签订了大批不平等条约，如果全盘接受与美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那么涉及其它列强的不平等条约要不要废除?根据这些条约，列强在中国拥有很多特权，比如驻军权、自由经营权、内河航行权、海关管理权和司法权等。由于拥有这些特权，外国法人、侨民、团体在中国境内享受高人一等的待遇。拥有大量工商企业、金融机构和房地产。这些外资集中在公用事业、航运业、制造业、金融业等关系国计民生的核心行业，垄断关键行业，控制中国经济基础。外国势力还控制不少宣传、文化、教育、卫生、救济、宗教机构，扩大列强在华影响，操纵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建国前夕，毛泽东曾经提出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对于普通外侨，则保护其合法的利益，不加侵犯。”这样做目的是要肃清帝国主义的在华特权。如果不能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直接与美国建交，就是“不打扫房子直接接待客人”。那样中国怎么能摆脱半殖民地的处境?
何况，司徒雷登的报告之中只字未提50亿美元贷款的内容。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可能不与华盛顿商量呢?本文认为，罗隆基带去的50亿美元的贷款援助的口信，很可能是司徒雷登不负责任的画饼。就像当年美国答应给叶利钦俄罗斯的援助，一旦叶利钦接受并落实美国的条件，美国准备落实多少援助，那就另说了。马歇尔计划不过130亿美元，援助对象主要是美国的盟国，即使这样还要经过国会反复讨论。司徒雷登作为一个大使，怎么可能不经过国会，做主这么大的事情呢?即使国务院同意这件事情，杜鲁门能不能同意呢?即使杜鲁门能同意这样一笔巨款，国会能不能同意呢?要国会同意这样一笔天文数字的拨款，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显然，毛泽东肯定要付出巨额代价，杜鲁门才能说服国会。一旦毛泽东公开表态愿意接受美国援助，并落实美国的要求，美国能给多少援助，就不好说了。
如果毛泽东为了接受外来援助，保留对国家民族不利的条约，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结构，那么与蒋介石有何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有什么意义?与美国建交是手段，不是目的。为了建交而建交，甚至不惜丧权辱国，那样的事情，毛泽东是不会做的。
毛泽东很可能经过与陈铭枢的谈话，已经摸到了司徒雷登的底。6月15日，他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公开表明了立场，即“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知道毛泽东的态度以后，罗隆基甚至没敢提司徒雷登的画饼。
司徒雷登提出的价码是毛泽东无法接受的。这就是双方最终无法谈拢的原因。于是，谈判最终破裂。司徒雷登接到命令，7曰6日决定打道回府。
最终，实践证明，除了蒋介石没有人能有效领导维护大买办、大官僚资本家和大地主利益的军阀集团。毛泽东也不愿意承认美国在华的既得利益。于是，美国最终还是选择了支持蒋介石。不过，在败退台湾以后，蒋介石对美国的意义已经由维护美国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变成了遏制中国崛起、牵制中国大陆的力量了。
毛泽东拒绝司徒雷登的“收买”以后，中美之间不可能相安无事。武侠剧里经常有这样的桥段，某大侠干掉了黑帮的金牌打手，老谋深算的黑帮老大一般都要考虑招安大侠，取代被干掉的金牌打手——对黑帮老大来说，用一个更强有力的打手替代一个被打倒的废物继续维持其统治，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事实上，许多人也确实接受了黑帮老大提出的交易。但是，如果大侠拒绝招安的条件，下一步就是大侠决战黑帮老大。新人的出现，改变了原有的既得利益分配模式，新人又不同意招安，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避免新人分一杯羹，还是为了树立威信维护统治，都有必要消灭不懂事的新人，杀一儆百。反过来，从大侠的角度看，有必要用实力证明自己的存在，进而提出合理要求。毛泽东推翻蒋介石，司徒雷登希望收买毛泽东，由毛泽东替代蒋介石担任美国在中国的代理人。毛泽东拒绝了——“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司徒雷登黯然回国。不久，新中国和美国在朝鲜打起来了。毛泽东的要价是平等互惠，美国的还价是主仆胁从，到底建立什么样的关系，需要双方真刀真枪干一场，彼此试试斤两再说。
有人说朝鲜战争是金家惹祸，中国善后，中国为了维护金家的统治卷入朝鲜战争，白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朝鲜战争确实是一次意外之战，但是没有朝鲜战争，中美苏三方也会在东亚某个地区较量，比如台湾或者印度支那。这些战争或冲突是决定彼此关系，划分势力范围的必要之战。
朝鲜战争有深刻的背景，美苏要在东北亚划界，中美要经过真刀真枪的较量确定彼此关系，中国要展示实力确保与苏联平等交往。可以说，朝鲜半岛，是中美苏三方展示实力的舞台。
有人认为，朝鲜战争导致美国介入台湾海峡，阻碍了大陆统一台湾的进程。事实上，不论朝鲜战争是否爆发，美国都会阻止中国解放台湾。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麦克阿瑟向国务院递交了《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提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美国应立即给予蒋介石广泛的军事援助，并派出海、空军“保卫”台湾。6月27日，杜鲁门宣布，派遣六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驶向台湾海峡，“以阻止共产党对台湾的进攻”。杜鲁门并称，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目的是要保持台湾海峡的“中立化”，美国海军不仅要防止共产党从大陆进攻台湾，同时也将阻止国民党向大陆进攻。
10月25日，中国志愿军入朝作战。在美国进入台湾海峡之后4个月，中国才正式卷入朝鲜战争。也就是说，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前4个月，美国海军已经侵入台湾海峡了。
南北朝鲜打仗，美国海军跑台湾海峡来算什么呢?在美国看来，朝鲜半岛与台湾海峡都是美国整体远东利益的一部分，南朝鲜也好，台湾也好，都是美国维护其在东北亚利益的关键战略支点。南朝鲜出现了危险，有必要及时巩固所有战略支点。
毛泽东领导的解放战争，已经严重危害了美国在远东的利益。美国没有直接参与中国内战的原因，一是解放战争初期不相信毛泽东有能力击败接受美国援助的蒋介石，二是不愿意卷入可能付出巨大人员伤亡的地面战，三是解放战争后期对招安毛泽东抱有侥幸心理。1950年，蒋介石已经失去大陆退缩海岛，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冲突前沿已经在海上了，毛泽东已经明确表明了立场，美国海空军拥有绝对优势，自然可以积极介入了。
虽然当时毛泽东并没与美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但是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统一，不希望看到毛泽东彻底消灭蒋介石的武装，更不希望失去在整个远东地区极具战略价值的台湾——尤其不能让台湾在不听话的毛泽东的控制下，因此美国必然会先下手为强控制台湾海峡。至于朝鲜战争，则只是一个导火索——这就如同萨拉热窝的那一枪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但是不论有没有那一枪，第一次世界大战都要爆发。即使美国没有朝鲜战争，日后也会找借口侵入台湾海峡——比如在毛泽东试图以武力解放台湾的时候。
进一步考虑的话，即使毛泽东接受司徒雷登的条件与美国建交，美国也很可能继续支持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作为牵制大陆的有效手段。1979年以后的历史，即可证明这种可能性。
从美国的角度看，朝鲜战争是维护美国远东利益的必然一战。美苏在雅尔塔会议订下来的分界线，由于毛泽东的出现，被彻底打乱了。美国在远东还能不能保留立足之地?从毛泽东的角度看，美国已经直接插手中国内战，苏联异常轻视毛泽东领导的新政权，新政权将以什么身份与美、苏开展外交关系?美国已经插手中国内战，蒋介石叫嚣要趁“第三次世界大战”反攻大陆，新政权能不能巩固?这些需要一场战争来证明。从军事上考虑，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意味美国战略前沿从琉球群岛一线，前移到中国大陆沿海。陆地上，美国仁川登陆后，越过38线直奔鸭绿江。中国海军没有能力把美军撵回去，但是陆地上显然不能坐视美军把战略前沿推到鸭绿江。所以说，朝鲜战争是奠定新中国内政、外交、军事基础的战争。
朝鲜战争是整个中美关系的缩影，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不打不成交。双方都想结束争斗，但是具体价码谈不下来，只能以打促谈。美国提出本国在军事上有优势，要建立对美国有利的外交关系。中方提出美国在战场上得不到，也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美方叫嚣让大炮和机关枪谈判。中方回应那就战场上见，门兴连胜再战，帕德博恩难敌格拉德巴赫压力你打累了，打不动了，咱们再谈。
1953年，美国终于认识到，经过毛泽东整合的中国的人力资源，结合苏联的武器装备，在朝鲜的地形上，可以发挥出惊人的战斗力。美国不直接进攻中国本土，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然而，进攻中国本土，必须动员数以百万计的军队，承受巨大的伤亡，还可能陷入持久战的泥潭。苏联则完全可能趁美国疲惫的时期，在欧洲进一步扩张。所以，进攻中国本土，必然得不偿失。对美国来说，既然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继续陷在朝鲜毫无意义，不如尽早脱身。1953年7月27日，交战各方终于签订停战协议，朝鲜战争暂停。
建国初期，华盛顿无力使中国倒退回半殖民地时代，中国实力不足，不足以与美国平起平坐，双方自然谈不拢。经过朝鲜战争，美国已经知道，除非中共内部出现问题，否则无力使中国回到半殖民地状态。这时，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由支持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维护半殖民地，变成遏制、围堵，坚决防止中国崛起。由于多数西方国家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因此，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也只能暂时搁置一旁。
虽然从抗战前夕，毛泽东就曾多次明确表达愿意与美国建立平等、互惠的关系的愿望，但是美国不愿意与中共和新中国发展平等、互惠的关系，对中国采取遏制、围堵的政策，中国自然要两条腿走路，东方不亮，西方亮，不会一棵树上吊死。这时的外交政策倾向于苏联是情理之中的。“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他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一场战争的结果，只能用另一场战争去改变。1840年的鸦片战争的结果，要用1950年朝鲜战争去改变。经过朝鲜战争，列强不能再对中国开展炮舰外交了。对美国来说，适应这种情况还需要一段时间，甚至需要一场更严重的失败才能使美国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人已经站起来了，不再是殖民地的奴隶。这就像清政府适应自己的从万国邦主到殖民地傀儡政权的身份转变，需要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样。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上，会异常傲慢。
解放战争，动摇了罗斯福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的远东格局。朝鲜战争，确立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彻底颠覆了原有的远东格局。由雅尔塔会议上确定的美苏割据远东地区的格局，变成了事实的中美苏三方势力并存。此外，英、法两大老牌列强，由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国力衰退，无力继续维持其在远东的殖民地，有意在维持既得利益或者损失最小的情况下，体面地退出远东。当时，由中国支援的越军发动的对印度支那战局有决定性影响的奠边府战役胜利在望。这种情况下，各大国自然有必要重新坐在一起划分势力范围。
可以说，日内瓦会议是真正的大国聚会。从那次会议起，中国已经不再是美英的傀儡，而是是事实上的五大国之一了，真正具有了与其它四大国平起平坐的资格。美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坚决反对邀请中国作为五大国之一出席会议。但是，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无论是朝鲜问题还是印度支那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美国最后只好妥协一步。
美国人是带着对中国的敌视来到日内瓦的。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是美国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团长。他在制定与会方针的时候，特别强调要孤立和打击中国代表团，不许跟中国代表团人员接触，包括不许跟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在会议期间，除了美国人之外，其他代表团跟中国代表团的交往大都比较融洽，虽然会议之上难免有尖锐的交锋，但会里会外的礼节还是讲究的。相反，杜勒斯却感到很窘，会议开始刚一个星期，便打道回府，由副国务卿史密斯留下应付门面。
因为中美之间的较量还不够充分，美国对中国的实力还不够认可，所以日内瓦会议并没有谈出什么实质性成果。不过，日内瓦会议后，中国与美国建立了秘密的官方性接触。1955年8月1日起，中美大使开始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至1970年1月，双方会谈136次，促成了钱学森回国。
日内瓦会议后，1950—1960年代，中美暗战、热战不停，军事、外交激烈斗争。美方支持蒋介石集团，蒋介石提出反攻大陆，中情局策划西藏叛乱。中方积极参加万隆会议，毛泽东热情接待蒙哥马利，尝试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政策。
1956年5月，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访问中国，中国政府隆重接待。两国总理的会谈中，详细讨论了中美举行谈判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访问结束后，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把会谈情况向美国方面作了通报，得到的答复是，拒绝这样的谈判。印尼政府的斡旋虽然失败了，但事实使印尼领导人看到是谁在真诚地谋求和平。毛泽东在外交上争取了道义制高点。
1958—1959年，先后爆发了金门炮战，西藏平叛。
1955年3月3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生效后，美国加强在台湾的力量。1956年下半年的波匈事件，使美国误判，中国政府是一个没有人民支持的、很快要崩溃的政府。1957年5月，美军在台湾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蒋介石以为自己反攻大陆的机会来了，再次蠢蠢欲动。国军的飞机深入大陆内地达到云、贵、川、青海等地，空投特务，散发传单，甚至轰炸福建沿海。到1958年夏季，金门、马祖的国军达到十万人，占其地面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一。1957年12月12日，美方直接通过代表降级的方式，使中美日内瓦大使会谈陷于停顿。1958年6月30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声明》，提出：“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在从今天起的十五日以内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认为美国已经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对此声明，美国置之不理。
美国加强台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停止日内瓦会谈，蒋介石上蹿下跳，激怒了毛泽东。1958年6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问题。毛泽东说：和美国接触的问题，在日内瓦会议时我也说过，可以有所接触。事实上美国也不一定愿意接触。同美国闹成僵局二十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后送上门来，使他们对中国感到出乎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一百零一年你一定会承认的。毛泽东决定对美斗争采取针锋相对，以文对文，以武对武，先礼后兵的做法。
1958年8月23日下午解放军炮击金门。大规模的炮击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发射炮弹近3万发，击毙击伤国民党军中将以下官兵600余人，两名美军顾问也被击毙。这次打击，对金门地区形成了严密封锁，金门岛的军需补给只相当于炮击前的5.5%。储存在金门地区的军需物资，只能维持30天。
金门炮战好像兜头一盆冷水，让美国和蒋介石清醒过来。使他们认识到对大陆只能徐图之，短期内不能有非分之想。炮战至少达到三个目的，一是牵制了美军，影响其对黎巴嫩的武装干涉，粉碎了美国在东南沿海动武、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计划;二是在美蒋关系之间打进了楔子;三是确立了中、美在台湾海峡的底线，宣示了中国大陆对台湾的主权。
藏区也不安宁。美国中情局直接雇佣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1950年代，美国中央情报局在位于美国科罗拉多州的赫尔营军事基地，秘密训练四水六岗卫藏志愿军，并于1957年至1961年间，空投到西藏参战。不过，让美国人失望的是，解放军一出手，叛乱分子立即变成土鸡瓦狗。
说到西藏武装平叛，有必要顺便说一说1962年的中印自卫反击战。英国离开印度时，将印度拆分成印度与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两国之间一直长期敌视。与中国不同，印度国家内部各阶层高度稳定，一直实行稳固的大地主、大买办的精英统治。所以，印度一直是美苏双方都在拉拢的对象。尼赫鲁本人野心颇大，一面支持中国扩张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对美苏打中国牌，一面对中国藏区和新疆有领土要求。
1959年，中印之间发生朗久事件，印度吃了亏。1960年代以后，中苏关系恶化，中美关系也未好转。中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尼赫鲁觉得时机来了。1962年中印战争的时间对印度很有利。时值秋末冬初，中国很难再从内陆向西藏增加补给。印度挑选这个时点挑起战争，用心良苦。
当时的西藏并不安稳，随时可能再次发生叛乱。从辛亥革命到西藏和平解放，40年间，西藏独立于中央政府之外。藏民内心之中，民族认同感很低。1949年解放的时候，西藏几乎就是另一个外蒙。和内地不通汽车，几乎没有汉族，经济自给自足，没有中央政府驻军，和印度的经济联系比和内地紧密得多。所以，印度觊觎西藏。如果不是毛泽东及时统一了全国，西藏真可能独立出去。1959年，西藏叛乱。藏族叛军之中，不乏来自社会底层的穷苦人。这些人追随叛军的原因，无非是对北京缺少认同感。叛军最终投降，不是因为幡然悔悟，弃暗投明，而是暂时力竭，无力再战，不得不暂时认输。如果在藏南发生“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兵败华沙”，那么西藏就很可能再次陷入叛乱之中。那时，平叛的成本更高。不仅如此，如果西藏的平叛不能速战速决，蒋介石在东南沿海，也不会老实。
当时中国进行自卫反击战，还有诸多不利因素：中国刚遭遇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国际上孤立无援，印度背后有若干大国支持、默许;中国军队后勤补给困难，印度军队在开春以前都有后勤优势。印度人一切都算计到了，所以才会主动挑衅。不过，尼赫鲁精心盘算了一切，唯一失算的就是被毛泽东整合以后的中国士兵的战斗力，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印度士兵的战斗力可以比拟的。印军遇到解放军，如同华雄遇到了关羽。
中印战争，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速战速决，有理有利有节。取得重大胜利以后，中国没有恋战，而是主动后撤。从军事上看，解放军补给困难，继续作战很可能因为弹尽粮绝而失利。从国际环境上看，一旦中国与印度陷入长期战争，美苏很可能联手支援印度。那样一来，中国将陷入长期代理人战争。中印战争如果失利，必然影响西藏稳定。如果久拖不决，必然影响长期经济建设。从国际影响上看，中国战胜印度并不能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反之，如果中国受挫，则可能直接危害经过抗美援朝、付出巨大代价才树立起来的大国形象。宣扬国威以后，主动后撤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多说一句，如果当年美军在仁川登陆，击溃朝鲜人民军以后主动后撤至38线，也不会栽那么大的跟头。
中印自卫反击战虽然与中美关系无直接联系，却不能不受中美关系的影响。那些认为毛泽东主动后撤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根本没有看到更深层次的潜在的中美冲突。
美国对中国搞颠覆，让中国边境不宁，毛泽东也不闲着，来而不往非礼也：“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是要支持。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帝斗争，抛开道义不说，也是有效的牵制美国，减轻美国对中国压力的手段，是全球反帝运动的一部分，是挖美国的墙角。实践表明，第三世界反帝运动越旺盛，美国对中国的压力越小——如果没有黎巴嫩，金门炮战美国会不会武力介入呢?不好说。有人提出毛泽东时代援助数额巨大，其实当时的对外援助也是一种变相的国防开支。
1954年奠边府大捷后，法国决定撤出印度支那。美国接手法国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1964年，发生北部湾事件。越南战争升级。1950-1970年代，东亚环太平洋一线，是中美苏三方在东亚角力的主战场。美国控制的主要战略支点，都发生过战争。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原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民间掌握了武装，如果不能进化为半发达国家，本身就难以安定;二是因为中国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雅尔塔会议中划分的美苏势力范围，各大国势力又角逐其中重新靠武力确定彼此实力的割据线。越南战争是这些战争中耗时最长，作战最激烈的。美军在越南战争中的伤亡超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对美国综合国力的打击更是远远超过朝鲜战争。
越南战争，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毛泽东的持久战理论在东南亚丛林的完美实践。在此之前，一个超级大国被一个不起眼的小国拖垮的事情，并不常见。在此之后，又出现了阿富汗战争。
中国给予越南大量援助。截至1968年3月，中国先后派遣防空、工程、铁道和后勤保障部队，总计32万余人进入越南执行任务。其中最高年份，达到17万人。不仅如此，中国还提供了大量物资支援越南。越军的吃穿用，包括中低端武器，都来自中国。
中苏虽然交恶，但是中国允许苏联支援越南的防空导弹等武器过境。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与中苏都有尖锐的矛盾，苏联愿意提供武器打击美国，中国何必作梗?一方面是为了争取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威信。如果中国作梗不许苏联武器过境，那么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会怎么看中国呢?
越南的人力资源加上中苏的军事、经济资源，使美国深陷越南泥潭难以解脱。美国实际上是在与三个国家作战。不进攻中国本土，不切断越南的外援，就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不仅如此，美国国内反战运动日益高涨。这验证了毛泽东在持久战理论中指出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会出现强有力的反战力量，甚至革命，最终帝国主义国家会内外交困，不得不退出战争的思想。
1968年，尼克松以尽快结束越战为口号，赢得了大选。对尼克松来说，如何体面地结束越战，是一道难题。他想到的是两条腿走路。一是加大战争力度，给北越以沉重的打击，然后见好就收，速战速决。二是和中国接触，寻求中国合作，结束越南战争。
1969年3月，美国开始秘密轰炸柬埔寨国内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军事基地。5月，汉堡高地战役爆发。1970年3月18日，担任柬埔寨王国首相兼国防部长的朗诺将军，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废黜西哈努克，建立高棉共和国。朗诺上台后，加强与美国合作，美国侵入高棉共和国，进攻那里的北越军事基地。地面战异常惨烈，美军伤亡惨重。到1971年美军死亡人数已超过4万。第一条路显然走不通。
1967年秋，尼克松在准备竞选期间，即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暗示愿意与中国进行接触，毛泽东认为尼克松上台的话，有可能调整对华外交政策，请周恩来等人阅读此文。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再次暗示他有意改变对华外交政策。按照毛泽东的指示，1969年1曰28日，《人民日报》破例全文刊发了尼克松的就职演说。不久，毛泽东委托徐向前、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四帅就中美关系开展相关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的研究。
1969年，中苏边界发生了珍宝岛和铁列克提事件，苏联威胁要对中国开展大规模外科手术式核打击，这使尼克松进一步坚定了可以联合中国遏制苏联的信心。
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约见基辛格，试探：如果苏联打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将如何反应?苏联意图让美国保持中立。尼克松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因此把此消息透露出去。8月28日，《华盛顿明星报》透露：“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为了自身的利益或者那些受到威胁的国家的利益”，有权单方面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务。文章还声称“世界只会在战争爆发之后才得知它”，并提到苏联对设在新疆罗布泊的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的可能性。维克托·路易斯的真实身份令人怀疑。据熊向晖回忆，中方注意到此人经常向外界透露苏联重大决策。基辛格则认为“他很可能是苏联政府的一个代言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甚至称他是间谍。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赤裸裸的威胁。出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和发生大规模核战争的严重后果的考虑，尼克松决定，故意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向苏联本土134个城市、军事要点、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发出进行准备核打击的指令，以牵制苏联。为了展示抵抗决心，9月23日和29日，在毛泽东指示下，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多吨TNT的原子弹爆炸和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爆炸。对此，美联社播出评论：“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尼克松认为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可以解决越战，也有利于牵制苏联，避免苏联一统欧亚大陆。于是，中美开始了秘密接触。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诺、美国乒乓球队、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都在中美接触过程中穿针引线，为中美建交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经过中美双方的努力和中间人的撮合，发生了本文最初提到的基辛格秘密访华。
杜鲁门下台，杜勒斯死了，艾森豪威尔下台，肯尼迪死了，美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一直不睦。最终，主动访问新中国的却是坚定反共的大右派尼克松。不可否认，个人因素在外交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关键作用仍然是国力的博弈。
毛泽东时代，中美关系由斗争到合作，中苏关系由合作到斗争。这看似不好理解。但是如果放到冷战大背景下，考虑到中国实力由弱变强的过程、美国经过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实力逐渐衰弱的过程、苏联从二战的损失中回复过来后对外推行沙文主义咄咄逼人的过程，便不难理解了：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力资源，对美苏都是威胁。中国和其中任何一个结盟，都可以在常规战争中击败另一个，夺取其海外势力范围。苏联与中国结盟，美国在欧亚大陆上便难以立足。美国与中国结盟，则直接威胁苏联本土。以对方本土为目标的核战争中，没有赢家。何况，在核攻击之后，中国有希望剩余更多的人口。1960年代末，中国已经拥有了基本的工业基础，庞大的人口资源和核武器，已经有实力成为三足鼎立之中的一足，在苏联咄咄逼人的情况下，美国自然要考虑与中国联合。这与罗斯福和斯大林结盟类似。
从1936年，毛泽东就希望与美国结盟联手对抗日本法西斯主义，到1967年尼克松主动暗示要与中国接触，1971年基辛格秘密来中国访问探讨与中国结盟联手对抗苏联的可能性，中美关系走过了漫长曲折的35年。这35年中，中共由地方武装到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不断由弱变强。因为中国实力强大了，美国才会主动来与中国结盟。国际上，没有实力，不会有公平的盟友关系。
1972年2月21日中午，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国务卿罗杰斯和总统助理基辛格一行抵达北京。周恩来到机场欢迎。当天下午2点，毛泽东会见了尼克松。毛泽东说：“来自美国方面的侵略，或者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这个问题比较小，也可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你们想撤一部分兵回国，我们的兵也不出国。”尼克松说：“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多年来对人民共和国的立场是主席和总理所完全不同意的。我们现在走到一起来了，是因为我们承认存在着一个新的世界形势。我们承认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它的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对于我们的政策。”通俗地说，当时毛泽东说：我们之间不会打仗，你从越南撤军，我们也不控制越南。尼克松说：苏联作大威胁美国的新形势下，现在美国首先要考虑的不是中国的内政，而是中国的外交立场。2月27日，中美联合公报终于谈定。28日，公报在上海发表。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
毛泽东说：“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由于美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领袖，所以中美关系的突破为中国打开全新的外交格局创造了必要前提。1972年，中国与英国、荷兰代办级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与希腊、日本、西德和澳大利亚等18个国家建交。加上1964年建交的法国，1971年建交的加拿大。中国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然而中美关系却不太顺利。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虽然希望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却仍像斤斤计较的生意人一样讨价还价，希望达成尽量有利的合作条件，获得尽量多的好处;一方面是因为1972年6月即发生了水门事件，直到1974年被迫辞职前，尼克松一直被水门事件搞得焦头烂额。
当时，美国仍然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作梗，以增加谈判的筹码。虽然美国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问题上作梗，其它国家却乐于做顺水人情。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2758号决议进行表决。表决以压倒多数通过。当然，出现这样的结果，也离不开毛泽东长期注意搞好与其它第三世界国家关系的外交政策。遗憾的是，1976年毛泽东去世。1979年中美建交至今，台湾问题一直成为遗留问题，成为美国牵制中国的棋子。
还有一个讨价还价的方面就是中美联合对抗苏联，中国能发挥什么作用?是关键核心作用，还是牵制作用。中国认为是前者，美国认为后者。
1973年11月10日、12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基辛格反复强调苏联核武器对中国的威胁，他的暧昧态度，使毛泽东多少感到不快。毛泽东认为，现在主要是美国深深担心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而基辛格谈话中着重强调的却是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他在一个多月后说过：“我向基辛格讲了差不多三个小时。其实只有一句话：当心!北极熊要整你——美国!一整太平洋的舰队，二整欧洲，三整中东。”基辛格离京前，周恩来同他进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周恩来直言不讳地告诉美方：对中国来说，不能不设想最坏的一种情况，作最坏情况的准备，即在一个时期内孤军奋斗，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作战思想;即使包括美方在内的几个方面同时向我们进攻，我们也准备了。
这不是吹牛。当时中国不但拥有完整的工业基础，大量的人力资源和核武器，还投入巨资修建了大量人防工程，具有巨大的军事潜力。无论美国或苏联进攻中国，都会陷入长期人民战争之中。美国和苏联联手进攻中国，中国也撑得住。再说，无论美国还是苏联，都担心中国与另一方联手，拖垮自己。一个小小的越南能拖垮一个超级大国，何况中国呢?
楚汉相争的时候，武涉曾经游说齐王韩信：“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右投则汉王胜，左投则项王胜。”经过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已经从任人宰割，无足轻重的半殖民地，变成了三足鼎立的一足。美苏争霸，双方势均力敌，胜负的关键在中国与哪一方合作对付另一方。
中苏结盟，中苏分裂，中美结盟，中美分裂，中美俄三足鼎立，中俄联盟。从毛泽东时代以后，世界格局，就是中美苏(俄)三国博弈为主。欧洲一直想成为独立的一极，却一直没有机会。从美国的角度看，自然不愿意出现统一的欧洲。从欧洲各国的角度看，不经过惨烈的战争，难以形成统一的权威。
中国能获得这样的国际地位，离不开毛泽东统一全国，离不开他全力推行工业化，也离不开他一直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
中美建交始终是打打谈谈。这不是因为毛泽东或者美国领导人好斗，而是世界的游戏规则。国家的崛起，一靠实力，二靠战争。没有实力便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谈判桌上。列强绝不会主动放弃既得利益，默许新兴国家分一杯羹，更不会老老实实让位。毛泽东一直努力制止战争，但从不惧怕战争。幻想与列强和平合作就能自动晋升到大国地位，那是天真的想法。
大国之间，争斗是常态，合作是暂态。所以，中美之间的斗争是长期存在的，也将长期存在下去。“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毛泽东当年的话，今天看来也是很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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